頂著全世界最嚴峻的審查製度,他第二次拿到奧斯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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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艾弗砷

汽車工程師。東歐電影和文化愛好者。目前正在翻譯切斯瓦夫·米沃什的回憶錄《故土》。

石頭姐在《愛樂之城》的高潮段落講了一個故事,說她的姑媽「曾經在冬天赤著腳,縱身一躍,一頭紮進塞納河。河水太冰冷,她打了一個月的噴嚏,但她說,如果重來,她還會再跳一次。」

《愛樂之城》(2017)

冰涼、赤腳、塞納河。這些理想主義的意象那麼激烈,每一個都衝撞著額頭的血管,聽了通頭一顫,鼓膜嗡嗡的,好像渾身溼漉漉的,又感覺有點口乾舌燥。

這個故事和《愛樂之城》的熱情與莽撞完美匹配,也正是典型的好萊塢式人造高潮。換言之,這種事是我們在現實生活裡不會去做的。

並非所有的電影都需要這麼拍,而且換一種拍法,同樣可以拿到奧斯卡獎。

比如讓阿斯哈·法哈蒂來講這個故事,他的主人公大約是不會跳塞納河的,她應該會像伊莉(《關於伊麗》,曾入圍柏林電影節競賽單元)那樣,站在岸上,幫撲水的人照看小孩子。

《關於伊莉》(2009)

畢竟他的主人公們都不年輕了,再者,他們的牽掛太多。時常糾結於如何才能不做一件事情,如何避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別人,免得傷人也傷己,如何留一點餘地,不把事情挑明。

也許你會更喜歡《愛樂之城》那樣的故事,但我,現在更喜歡阿斯哈·法哈蒂的故事。

阿斯哈·法哈蒂

法哈蒂是當代伊朗在國際上擁有最高知名度的一位導演,阿巴斯·基亞羅斯塔米去世後,說他是伊朗影壇的領袖也不過分。他在五六年間,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,比費裡尼和伯格曼少,和黑澤明一樣多。

別忘了,作為伊朗導演,他工作在全世界最嚴峻的審查製度之下。

他的代表作《一次別離》,說的是「一次」別離,離不開,剪不斷,理還亂。《過往》裡面,幾個人都忘不掉過去,過去像風箏,飄遠了還想拉回來,越放越遠,可總有根線牽著。

《過往》(2013)

《煙花星期三》說的是未來,女孩下週就要踏進婚姻了,電影最後,她窩在車裡,外面是放火度過祆(xiān)教新年的人們,到處是爆炸、火苗,走出去,很難不引火上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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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煙花星期三》(2006)

《推銷員》講到了現在。說學校裡一位老師和妻子一起表演話劇,因為住房變成危房,不得不在外借宿,不料某天妻子被陌生男人襲擊,憤怒的丈夫根據一把車鑰匙找到了凶手,他希望凶手在自己的妻子和兒子面前坦白罪行,但沒想到這個要求釀成了慘痛的後果。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法哈蒂的劇本向來以精巧細膩著稱,他每次講的都不只道德困境,還有困境上空罩著的那團稀薄、遲緩而且揮之不去的烏雲,這團烏雲偶爾會使衝突暫時偃旗息鼓,卻按不住地平線下隆隆的躁動。氣氛也因此更加微妙。

從一開始,影片就籠罩著不安。影片第一幕,市政施工撼動了主人公樓房的地基,整棟樓搖搖欲墜,大家紛紛逃離。

接下來的段落,是《推銷員之死》的戲中戲,威利的大兒子不經意發現了威利的情婦,高大的父親形象轟然倒塌。在亨利·米勒的原劇本裡,這個段落讓威利的大兒子失去了燈塔,人生軌跡急轉直下。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看到這裡,可能會以為電影會以父權的崩塌、或者某種權威的倒掉為結束,但很不幸,這部電影要說的是,即使它已經岌岌可危了,也不會有什麼發生。人們會維護它,一切都會偃旗息鼓,不同的隻是人越來越老了,或者,人慢慢變成了牛。

所有人不聲不響地搬出政府野蠻施工造成的危房,沒有人去維權;蕾娜遭到侵犯,不選擇去報警;學生在課堂上被老師公開瀏覽隱私,卻選擇忍氣吞聲。

人是怎麼變成牛的呢?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《牛》是Gholam Hossein Saedi的一個劇本,後來1969年的同名電影成了伊朗新浪潮赫赫有名的發軔之作。《推銷員》裡尹麥德給學生放映的那個黑白電影就是《牛》。

《牛》(1969)

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:哈桑有一頭牛,這是全村唯一的牛,這頭牛讓他有一種特殊的地位,牛佔據了他的整個生活。有一次他離開村子,他不在的那段時間,牛死了,鄉親們不敢告訴他,就說牛走失了。

哈桑成了沒有牛的人,彷彿失去了臺柱子,他去牛棚守著,慢慢地,他開始吃草了,像牛一樣叫,覺得自己變成了自己的牛。村民不忍心,埃斯拉姆和兩個村民決定把哈桑送到城裡醫治,一路上哈桑並不配合,終於,溫和的埃斯拉姆失控了,舉起鞭子抽打哈桑,喊道「快走,畜生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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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牛》(1969)

牛是哈桑的面子,雖然是個牲口,卻反而圈定了他在社會裡的位置,是他生活的全部意義,失去了這頭牛,哈桑成了生存意義無處投射的空殼,他隻好自己變成這頭牛,以自我消化他的意義。

而為了幫哈桑恢復人的意識,埃斯拉姆則必須先像奴役一頭牛一樣驅趕和奴役他。一個人帶動另一個人進入荒謬之中,並規訓他。意識形態不斷地再生產,滾動的車輪無休無止。

《牛》(1969)

所有人離不開這個系統,就如同布努埃爾的《泯滅天使》講的那個寓言那樣,意識形態帶給人們的精神障礙,讓幾乎所有人都邁不開推門出去的那一步。

《泯滅天使》(1962)

據說什葉派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很喜歡這個作品。

一些顧忌,可能隻是些小小的顧忌,比如面子、身段、低頭不見擡頭見的關係,就足以把人重新拉回到這個看起來已經異常的社會裡面,順從和惰性維持著社會,即使它已經老朽、無力,就像《一次別離》裡納德的父親和《推銷員》裡施暴的老頭一樣。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沒有反抗,甚至很少抱怨,大家彼此心照不宣,彼此知道該從哪裡適可而止。有選擇地交談,有選擇地視而不見。因為從它那裡,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予求。

因此,在這兒,有點權力的人很容易滑向惡,因為成本低廉。惡好像隻是某種失誤。巴巴克「豪爽地」把凶宅租給朋友。計程車上的女人警惕坐在旁邊的男人,很可能之前遭到過侵犯。尹麥德突然一改之前和藹的形象,對學生不依不饒。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大家都在說謊。巴巴克表現得跟前租戶沒什麼瓜葛,但看得出他們關係不一般。鄰居自稱聽到下樓的動靜就去追凶手,沒能追上,但其實凶手隻是個腳底受傷、連爬樓都費勁的心髒病老頭。老頭騙了家人35年,因為他的猝死,這個騙局永遠沒人拆穿。

推銷員威利的悲劇是他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平庸的人。可話說回來,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,就不是悲劇嗎?亞裡士多德說,真正的悲劇是一個人沒有特別地做好事,也沒有特別地做壞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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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推銷員》(2016)

電影裡,《推銷員之死》成了人們釋放情緒的管道。在戲裡,他們的腰更直,可以哭,可以大聲承認「他們把我當作空氣,我一無是處,一無是處」。可以衝巴巴克拍桌子發怒。甚至可以哀悼,哀悼自己的丈夫已經死了。

推銷員威利已經死了,但是男女主角還活著。片尾,他們在卸妝,把老年威利的皺紋擦掉,也許最悲哀的是,兩個人這時候還年輕。還有一個一個日子在前頭等著。

鋪妝。補妝。卸妝。生活永不止息。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要補充一句,《推銷員》打破了伊朗的首週週末票房紀錄。一定有人問,伊朗那麼嚴格的審查製度下,為什麼深刻反映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電影還能源源不斷地拍出來?

用阿巴斯的話說,這恰好證明瞭《推銷員》的藝術成就,他有一句名言:「如果審查官不知道哪些東西應該被剪掉,那就說明這部電影是一部好電影。如果一部電影被審查官剪掉了一部分,那它本來就應該剪掉,因為連審查官都居然看懂了!」

《推銷員》(2016)

伊朗的電影審查嚴格到什麼程度?用賈法·納帕西的話說:「在伊朗,我們的精力和時間有80%用在與官方談判,獲得批準,20%用在拍電影上。」

一般都認為脫下鐐銬,會比戴著鐐銬跳舞更好看些,弔詭的是,這不一定。東歐劇變後,東歐各國電影迅速衰落,一個原因是經濟結構的突然轉變,資金不足,再一個就是電影配額和審查的屏障一道被攻破,沒了統購統銷,又有國外競爭,國產片無法收回成本。

伊朗的優勢在於,自從兩伊戰爭後期以來,當局一直支援本土的電影創作,對外國電影引入有嚴格的限制,缺乏外部競爭,這給伊朗的本土創作提供了避風港,電影作者可以避開好萊塢的影響,拍出自己的特色。

《一次別離》(2011)

伊朗電影所以在國際上屢有斬獲,一是其質量高,自成一體,再者是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視,有「法拉比基金會」扶持青年電影人,為導演提供資金,國家有專門的機構幫著選送國際影展,打通電影節的關節。

伊朗的電影審查一共有四個步驟,前期如果劇本和卡司通過了審查,整個拍片和製作過程審查機構是不會幹涉的,製作完成後,剪輯後的樣片送審,審查機構決定是通過、刪減還是禁映。伊朗文化的特點本就是委婉,很少單刀直入,先是寒暄、恭維,慢慢再切入正題。

《一次別離》(2011)

在應付審查上,電影導演也有自己的技巧,比如應付前期審查的陰陽劇本,對於後期審查,則故意在樣片中剪進幾個審查官能輕易發現的違禁鏡頭,好讓其他更隱晦的段落暗渡陳倉。當然,像納帕西那樣存心與審查製度硬碰硬的拚命三郎就要另說了。

伊朗電檢禁令裡有些地方和好萊塢昔日的海斯法典一樣荒誕,比如留鬍子的男人不能扮演反面角色,不能有過於歡快的音樂,男女不能有肢體接觸,電影裡男人跟女人見面,為了避免握手,兩人中肯定會有一個手上提著東西。

《一次別離》(2011)

兒童電影可以規避很多倫理方面的審查,而且能得到「青少年教育發展協會」的支援,所以不少導演選擇拍攝兒童片。

少有外來資本的介入,伊朗電影發展出了自己的文法,非職業演員、實景拍攝、自然光、現場錄音、長鏡頭、開放式結尾,是大部分伊朗電影的共同特點。伊朗電影大都是小成本製作,像《一次別離》隻花了30萬美元。

《小鞋子》(1997)

在這個體系裡,不少導演遊刃有餘,受它的約束,也得到它給的便利。阿巴斯就認為,沒有限制,就沒有中東的生活,伊斯蘭革命之前那相對開放的四年,伊朗電影人沒有拍出多少好的作品。

「沒有人會利用這段時間,因為所有人都在等待,每個人都想找到自己的限制是什麼。我不想藉此說明限制是好的,或者說限制應當存在,但是它伴隨著我們成長,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的內心世界。不僅僅是我的專業,在所有領域裡都是如此:限制讓人們更有創造力。」

阿斯哈·法哈蒂(右一)

伊朗有句諺語:果實豐碩的樹都是彎曲的。這句諺語不只有一層意思。

別的國家苦於審查的導演,應該從伊朗電影人身上學到很多。審查製度它就在那裡,創作還是要繼續,好電影的標準也不會因此而降低,唯有加倍、加倍、加倍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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