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許中國沒有人,比她更愛拍留守女孩的性啟蒙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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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柏林電影節,導演黃驥與她的新作《笨鳥》拿下“新生代”競賽單元的“評委會特別獎”,也是這屆唯一獲獎的內地電影。

從左到右:黃驥/姚紅貴/大塚龍治

其實,黃驥的第一部短片《橘子皮的溫度》就去過柏林電影節,後來的長篇處女作《雞蛋與石頭》去了鹿特丹,直接抱回了最高獎項——金老虎獎。

這位出生於湖南小鎮,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33歲女導演,作品中有著學院派少有的“野性”。

她的兩部長片都以農村女孩為主角,關注女性青春期性啟蒙的話題。

黃驥的第一部電影長片《雞蛋與石頭》

因為村裡老人的遺照愛上電影

雙子座的黃驥有著很強大的堅持和好勝心。

小時候因為村裡老人拍遺照的習慣,開始愛上影像。

高中用朋友的相機給其他女孩拍照,滿足自己對影像的好奇。

高三去父母打工地方,看到碼頭工人的賭博之後,想報考電影學院,記錄那群人的喜怒哀樂。

大學沒有存在感,就利用社會實踐課的機會,拍了一部紀錄片,用紀錄片展示癡迷地下六合彩的人被忽視的情感。

最後因為這個紀錄片,讓黃驥和丈夫大塚龍治相識、相知、相愛。

黃驥

《笨鳥》是她與大塚龍治共同執導的作品,同時他也是黃驥的禦用攝影師。

和黃驥坐下來聊天,會很直接感覺到她對大塚龍治的愛和依賴,只要是大塚龍治回答,她就像迷妹一樣看著,然後一旁點頭應諾。

大塚龍治早期在日本電視臺拍攝紀錄片的經歷,使得他們的作品觀感很有特色。前一半的節奏都會略慢,但是越到後面,整部電影像是蓄力很久的炸彈,給觀眾一個重擊。

“電影是表達時間的藝術,怎麼用這個時間,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。”

故事來自導演的親身經歷

《笨鳥》在故事上,延續了黃驥導演以往作品的主題,繼續關注留守女性。

這些靈感都與她自身相關,《雞蛋和石頭》是她童年被親戚性騷擾的經歷而來。

而高中時期首次親密的不愉快體驗,成為了《笨鳥》最初的故事梗概。

《笨鳥》講述發生在湖南小鎮上一名留守少女的故事。

少女跟隨外公外婆生活,不僅要面臨家庭成長,還要面對青春期的困惑。

被同學霸淩、母愛的缺失、朋友的被姦殺、初戀的功利逼近等事件都向她逼近。

選擇把不愉快的記憶拍出來,揭黃驥“傷疤”的人正是她的丈夫——大塚龍治。

大塚龍治在剛看到《雞蛋和石頭》的劇本時,裡面的真實感就讓他懷疑這是黃驥自己的故事。

黃驥承認之後,大塚龍治就勸說她能把自己心中那些不愉快的東西抽出來。

索性坦率地面對,不再畏懼其他人的反應。

為此他們甚至還採訪了黃驥高中時期的男朋友,從現在的視角來觀察當初沒注意的事情,使得故事更為豐滿。

“他(大塚龍治)是我最親密的人,他都覺得沒什麼,我為什麼還要擔心別人想什麼呢?”

因為非職業演員而真實

為了讓劇本更有力量,黃驥和大塚龍治去了湖南縣城當地的女子學校,採訪那些女性的性經驗。

通過放映前作《雞蛋和石頭》,用電影和她們對話,像朋友一樣和她們聊天敘述,從當地現實出發,慢慢在觀察中調整劇本。

在觀察中,根據當地生活現今的狀態,慢慢抓住裡面的精髓。

開始以女主角的孤單性格為圓心,擴散講述了整個小鎮生活中的人物群像。

為了讓電影更貼近當地生活,也能讓故事更具真實性,兩位導演選擇了非職業演員。

很多人就是黃驥的親戚朋友,像電影中的高中班主任正是黃驥導演的高中班主任。

但一開始,這些人都是拒絕的,兩位導演只有坐下來和他們聊天,聽他們的故事,也講自己的,讓他們相信自己。

最有趣的合作還是和女主姚紅貴。

雖然是非職業演員,但是連柏林電影節的頒獎詞中都盛讚這位演員的專業性。

紅貴其實已經和黃驥導演合作過一次《雞蛋和石頭》,一開始隻聽黃導說劇本 ,聊天,而這次的拍攝中,她開始結合的自己生活,放入了自己的想法。

姚紅貴

紅貴本人和角色一樣,喜歡把自己的想法都放在心裡。

但是真的到了鏡頭前,卻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狀態和想法去進行詮釋。

“我們很樂意讓她(紅貴)根據自己節奏發揮,可能每次會拍很久,但是反而出來的效果更接近真實的狀態。”

兩次合作中都有尺度較大的戲份。

紅貴的狀態也像極了電影女主,知道事情會發生,會給自己去緩衝,然後不會放棄。

尤其到了《笨鳥》時候,床戲已經能自然表現,反而是合作的男演員,第一次拍戲,顯得更加害羞。

其實電影也是拍給女兒看的

就是這樣的互動和關係,大塚龍治說“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交流,會用劇本電影來互換。”

同樣,黃驥也樂於認為大塚龍治除了是丈夫和合作夥伴,更是“是比愛人關係更進一步,超越了男女關係,可以很純粹分享彼此情感的關係。”

與前作相比,《笨鳥》更為沉重和多元。

一方面是大塚龍治用男性客觀視覺看待整個故事,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女兒誕生,讓黃驥看事情有了更多角度。

“如果女兒沒有出生,我現在看高中的經歷,會把那時候美化,看不到自己很笨的一面。但是有了千尋(黃驥和大塚龍治女兒)之後,在照顧她的過程中,慢慢放下心裡自我的部分,去關注一個個體,在回過頭來看,能更客觀的看自己。”

黃驥與女兒千尋

兩人也把這個觀念放在了女兒的名字上,取名“千尋”。

“‘尋’在中國古代是測量海底深度的單位。現在的人看東西越來越寬泛,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估計深度。所以取這樣的名字,也想拍電影,就要拍到有深度的東西。只有先看到對方深度,才會看到自己的深度,這也是現在拍電影的變化。”

女兒的出生給黃驥和大塚龍治在創作上,都帶來了一些變化。

尤其對於大塚龍治而言,作為父親,對女兒格外疼愛。

談到女兒長大了,交男朋友的時候,他還是表示要讓她自己做決定。

“她第一次選擇,我不會去幫她,讓她自己去選擇,不要因為外界影響。到時候高中,會把《笨鳥》拿出來給她看,讓她自己去感受青春期的事情。”

而且女兒的出生,也緩和了黃驥和母親“若即若離”的關係。

“《笨鳥》確實有我對母親的一種看法,高中時期,母親是婦產科醫生,是我們家的經濟支柱,為了家庭,付出了很多。對於當時我來說,她就是匆匆而來,匆匆而去。但是生了千尋之後,有了共同話題,我和母親關係越來越好。”

生了女兒之後,除了導演身份,黃驥自己還是森林教育師。

所以每次組織小孩子們去戶外遠足、露營的時候,黃驥都會帶上女兒一起。

她始終認為自然對人來說非常重要。

“像《雞蛋和石頭》裡面女主,就是得到自然的力量,最後才能得到解脫;但是《笨鳥》裡面,小鎮環境有變化,沒有自然,無法從自然中得到力量,只能不斷通過人的尋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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